专访 | 张立洁:要拍得有价值、有效果，才对得起被拍摄者
2017年第四季“拍照吧少年”活动开始征稿的那一天，我朋友圈里有几个小伙伴立马转发了征稿消息，转发的时候还不忘来一句：“哇，张立洁是这一季的导师，我要报名！”。当得知我要采访张立洁的时候，我想起的第一组她作品就是《非典后遗症》。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北京，那个时候的我，还是一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，印象中的非典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：放假、84消毒液、18层的口罩、人心惶惶、众志成城。
就在大家已经将非典淡忘的时候，我突然从媒体上看到了《非典后遗症》这组摄影作品，这给那时还年幼的我带来了巨大的震动。这组作品让以为非典已从人们生活中消失了的我意识到，原来“非典”还活在那些患者的人生当中。对他们来说，非典已经不是一个词那么简单，它已经深深地烙入了他们的身体，也将和他们残缺的后半生形影不离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摄影的力量。
导师：张立洁
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硕士，伦敦艺术大学摄影硕士。长期从事报道、纪实摄影项目的拍摄。第二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得主，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艺术家银奖，2013 年马格南基金会人权与报道摄影奖得主，第二届“徐肖冰杯”摄影奖得主。其作品曾发表于美国《新闻周刊》、《纽约时报》Lens 专栏等，并多次在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蒙、法国、丹麦,中国连州、平遥等多地展出。
她曾获得玛格南基金会人权与报道摄影奖、侯登科纪实摄影奖、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艺术家大奖等众多国内外奖项。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视角，拍摄记录残疾人的生活，充满真诚和温情。没有她近十年的记录，中国人可能对罕见病、非典后遗症患者、自闭症儿童、精神障碍艺术家等群体比今天更为陌生。在她的镜头里，你看不到懦弱和卑怯，而是勇气和尊严。在以男性为主的摄影江湖上，她以女性纪实摄影师身份获得了摄影界的认可，也获得了拍摄对象的信任。
她说：“拍摄身有残疾的人群，每次的情况都不尽相同。但总体上讲，我感觉摄影有一种很强的侵略感，怎么把这种侵略感处理好一直是一个挑战，同时也会让我更加强烈地想拍好，拍得有价值，有效果，才算对得起他们的袒露。”
《罕·见》
蒋得好：您是如何走上摄影这条路的？
张立洁：大学读的新闻，觉得既然学了新闻还是应该找媒体单位实习，那时也不挑，随便投，就去了《中国残疾人》杂志社的一本杂志《三月风》。当时《三月风》正在改版，从以前黑白的文摘杂志改成彩色的，也开始做人物采访。上初中时，学美术的记忆一直都潜伏在身体里，后来因为稿子配图的需求，我在2004年夏天花了几乎全部积蓄，购齐了摄影装备，开始拍摄。逐渐地，我觉得似乎用视觉语言讲故事更得心应手一点，也更有意思，就开始更多的拍照了。
蒋得好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2013年出国学习摄影？
张立洁：2013年我已经32岁了，当时也没有合适的人结婚，虽然我妈挺着急的，但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嫁了，所以就决定去留学，如果真的结婚了，可能就很难了。这是一个客观因素，所谓择日不如撞日。其实自己一直也很喜欢当代艺术，觉得如果只是像以前一样拍纪实，似乎不够有意思……后来做摄影书什么的，就是在那一年。如果只是上班，也还是没有办法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星期一总不好意思不去办公室吧，然后开会、杂事、填单子，时间就没有了。所以我觉得上学的状态还是不一样。
《罕·见》
蒋得好：这一年的留学经历对您有什么改变？
张立洁：到英国最初的两星期，我还觉得怎么电话也不响了，过了两个星期后就发觉其实地球离了谁都在转，之后就挺享受的。我跟很多本科毕业直接去读硕士的学生的状态不一样，我自己掏钱去读，还是想好好利用这个时间。至于变化其实很难概括，但是可以说开阔眼界和思路吧。这听起来有点冠冕堂皇，但确实如此，这个影响可能我能受益很久。
蒋得好：作为女性摄影记者，相对于男性，您认为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优势？
张立洁：沟通、获得信任、体察事物、换位思考，这些层面可能有一定的女性优势，但是也都是相对的。
《罕·见》
蒋得好：记者身份对您的摄影有什么影响吗？比如处理摄影项目的方式、方法和对待事物的看法？
张立洁：可能是这么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，会对人和社会有更多的关注，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的回应，或是相关。我可能不太会空穴来风，现实生活是我的灵感来源。
蒋得好：您自己的摄影项目和工作上的摄影项目有什么区别或相互影响吗？
张立洁：很多时候我会从工作中遇到有意思的人和拍摄对象，然后就会深入，拍成自己的项目，而给杂志拍的内容基本上一两次采访就已经结束了。区别就是各自想要实现的目的不同，工作主要是从新闻采访的角度，但个人项目就可能加入很多主观判断，自己可以决定成品的风貌。
《非典后遗症》
蒋得好：长期关注这些身体或者精神上有残缺的群体，您是以怎样的心态和目的去面对这些人群的？你自己产生过焦虑情绪吗？如果有，你是怎么克服的？
张立洁：把镜头对准残疾人是我的工作，既然是工作，就是对待工作的态度了，没什么特别。但是同时，这也是我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的机会。拍摄身有残疾的人群，每次的情况都不尽相同。但总体上讲，我感觉摄影有一种很强的侵略感，怎么把这种侵略感处理好一直是一个挑战，同时也会让我更加强烈地想拍好，拍得有价值，有效果，才算对得起他们的袒露。
蒋得好：第一次拍摄这些人群时的心态和现在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吗？
张立洁：一开始可能会更关注他们的残疾、病，现在更关注人本身。心态上也更平和吧，顺其自然，摄影成为我和他们连接、认识的一种方式，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，结果并不是都能控制的。
《月亮的孩子cici》
蒋得好：有想过一直跟踪拍摄一个项目吗，比如非典后遗症？
张立洁：不是每个项目都需要长期关注，这个判断是每个摄影师自己决定的。非典的项目，包括罕见病的，还有一些更多的，这些基于新闻事实的拍摄项目，有他们自己的规律。摄影师还是要能够跟随项目本身的节奏来决定长短，没法强求。
蒋得好：如何判断一个项目值得拍，值得长期关注？
张立洁：每个人判断的标准都不一样，每个项目的情况也不一样，所以很难一概而论。
《月亮的孩子cici》
蒋得好：您对青年摄影师有什么建议？
张立洁：首先试着确认摄影是不是你擅长的事情，这个其实不难判断。如果一个人能在某件事情里总是时不时得到一点点成就感——“哎，我好像比别人更擅长做这件事”，或者始终能获得一点点的快乐，那么就继续留下来拍照，否则趁早试试别的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
蒋得好：对接下来的“拍照吧，少年”，您有什么期待？
张立洁：希望遇到真正喜欢摄影的学员吧，或者说，有更多看到视频的人能得到一点点启发，我就很满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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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蒋得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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